第三部分:追踪资本流向:跨境生物科技的投资策略

第三部分:追踪资本流向:跨境生物科技的投资策略

‍

引言

‍

理解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的战略机遇是一回事,知道如何构建合作架构并推进临床开发又是另一回事。但归根结底,成功的合作离不开资本——而资本有其自身的流动逻辑。

‍

在澳中生物创新圆桌会议的投资人炉边对话环节,与会者得以一窥成熟的资金配置者如何看待跨境生物科技格局。王志慧博士(礼来亚洲基金高级投资经理)与陈昊(波色创投合伙人兼医疗健康负责人)的对话超越了表层观察,深入探讨了推动中国生物科技腾飞的内在动力、投资策略,以及给希望参与其中的澳大利亚企业的实用建议。

‍

投资人简介

王志慧博士履历卓越:哈佛大学人口健康科学博士、复旦大学医学学位,并曾任职于波士顿咨询公司,2021年加入礼来亚洲基金50余人的投资团队。她已参与超过10项投资交易,目前担任已上市公司Inventors Bio及Shihua Scientific Company的董事会成员。

‍

礼来亚洲基金本身就是一个颇具特色的模式——最初于2008年作为礼来公司的企业风险投资部门成立,2011年实现完全独立运作,同时与跨国制药企业保持紧密关系。这一定位使团队对风险投资动态与大型制药公司的战略重点都拥有独特的视野。

‍

陈昊拥有超过15年的投资经验,涵盖公开市场及医疗健康/TMT早期投资领域。作为君实生物等中国知名生物科技企业的早期投资人,并曾在Caledonia Asia Fund和Elliston Capital积累对冲基金经验,陈昊对生物科技发展的风险投资与成长阶段都有独到见解。

‍

中国生物科技的演进:完整脉络

王博士提供了一个全面的历史框架,有助于理解我们当下所处的位置。

‍

第一阶段:前生物科技时代(2008年之前)

中国当时尚无创新疗法的研发,医药市场完全由仿制药主导,既无生态体系,也无资本,更无监管路径。

‍

第二阶段:生态系统建立期(2008-2018年)

第一波风险投资(包括礼来亚洲基金在内)开始投资生物科技公司。但当时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我们做投资时,并不知道退出路径在哪里。当时无论是香港还是中国大陆,都还没有可以接纳尚无收入的生物科技公司IPO的资本市场,”王博士回忆道。

这一时期开发的产品主要是“在中国,为中国”——通过对原研药进行细微改动以规避专利。其重点在于快速跟随,而非真正的创新。

‍

第三阶段:市场开放与竞争期(2018-2023年)

2018年香港推出 18A 章节,随后上海推出科创板——终于为尚无收入的生物科技企业打开了公开市场通道。

“那一时刻催生了大量产品的开发,”王博士指出。

‍

这一时期,行业变得高度拥挤,竞争激烈,出现大量重复研发。一度有超过50个PD-1产品同时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

然而,在众多“me-too”产品中,也涌现出一些“me-better”和同类最优(best-in-class)的疗法:百济神州的BTK抑制剂、传奇生物的BCMA CAR-T等。这些公司开始“为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在全球舞台上树立业绩纪录”。

‍

第四阶段:黄金阶段(2023年至今)

“从2023年至今,我们认为正处于黄金阶段,”王博士表示,“中国制造的创新正持续席卷全球。”

数据印证了这一判断:

• 2023-2024年间,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贡献了全球大型制药企业许可引进分子的近三分之一
• 多项金额超十亿美元的许可交易公布
• 中国企业日益作为全球参与者而非仅聚焦中国市场的实体出现

‍

中国成功背后的五大催化因素

王博士识别出推动这一转型的五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

1. 监管改革

‍

“没有中国CDE主导的一系列改革,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王博士强调。

‍

药品审评中心持续加快研发与审批流程,使投资人和创业者有信心追求长期创新。

‍

关键里程碑包括:

• 2015年:加速药品审评流程
• 2017年:加入ICH(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
• 持续进行:不断完善临床试验要求与审批标准

‍

2. 人才厚度

中国教育体系高度重视STEM学科。

“中国在化学和生物制剂工程领域拥有最强的能力之一,”王博士指出,“这就是我们能够以如此高效的方式开发众多产品的原因。”

‍

“海归”——曾在西方顶尖机构求学和工作后回国的中国人才——的回流尤其影响深远,为中国生物科技领导层带来了全球最佳实践。

‍

3. 卓越的基础设施

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强的CRO板块之一。庞大的患者群体、以及日益具备开展全球标准临床试验能力的临床中心,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

‍

“临床中心开展全球试验的经验质量持续提升,”王博士观察道。这一基础设施同时实现了速度与质量。

‍

4. 资本市场

中国拥有全球第二大风险投资市场。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公开市场在前期低迷之后已显著复苏,提供了可行的退出路径。

‍

“我们不能忽视资本市场,”王博士强调,“香港和科创板在市场低迷之后确实已经复苏。”

‍

5. 制造规模

中国的生物制造能力已可与全球顶级水平比肩,并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一体化的CRO/CDMO生态体系使端到端的研发能够以其他地区难以匹敌的速度和成本完成。

‍

内卷:超强竞争如何驱动创新

陈昊就“内卷”——这一在中国科技和生物科技讨论中无处不在的词汇——提供了宝贵的背景解读。

‍

并非全无益处的“泡沫”

“我记得自己是2012年进入生物科技风投领域的,”陈昊回忆,“当时风投机构很少。礼来亚洲基金可能是唯一一家专注于医疗健康的专业风投。高瓴资本刚刚组建医疗团队——总体上很稀缺。”

在政府支持、人才回流和资本涌入下,这一板块迎来爆发式增长。“一度有50个PD-1产品在中国进行临床试验,这就是过度竞争和产能过剩的问题。”

‍

推动行业进化

但陈昊认为,这一“泡沫”是必要的:“这个行业需要某种泡沫或产能过剩,才能催生中国生物科技的崛起。一家小公司进入市场必然会面临产能过剩问题。但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开始看到企业转向其他新模式——ADC、双特异性抗体,甚至多特异性抗体。它们正在迈向更高层级。”

‍

提高门槛

‍

“内卷对部分企业可能不利,但对整个行业是有益的,”陈昊总结道,“企业必须从不同角度展开竞争,必须降低成本、利用中国CRO生态、做出明智的自建或外购决策。这对管理团队提出了非常高的标准要求——不仅要懂科学,还要懂资本效率与卓越运营。”

‍

结果是:新一代中国生物科技领导者从第一天起便具备制药企业高管的思维方式。

‍

走向全球:对外授权热潮

对话转向中国生物科技企业向西方制药企业许可资产数量激增的趋势——这一趋势令许多观察人士感到意外。

‍

为何在此时?

王博士解释了多重因素的汇聚:

扎实的科学基础:中国企业如今正在开发真正具有差异化的、同类最优或同类首创(first-in-class)的分子,而不再是“me-too”产品。

数据质量:中国的临床试验越来越能产出符合西方监管标准的数据。关键意见领袖(KOL)的参与以及全球CRO的介入提升了数据质量。

管理成熟度:团队明白大型制药企业的需求——不仅是好的分子,更是涵盖科学、CMC(化学、制造与控制)和知识产权的完整数据包。

市场时机:2021年的泡沫破裂创造了独特机遇。中国资产虽科学基础扎实却被资本市场低估,为西方合作伙伴创造了具有吸引力的进入点。

‍

交易达成的关键

王博士列出了关键成功因素:

‍

1. 选择具备真正差异化的大市场

‍

“创始人必须真正理解跨国企业的战略和治疗领域(TA)优先重点是什么,以及自家产品如何为制药企业现有产品组合带来增量价值或协同效应。”

‍

这并非易事——制药企业的战略不断演变。“在不同时间问不同的人,可能会得到不同答案。今天可能不在范围内,明天怎样谁也说不准。”

‍

2. 构建符合制药企业要求的数据包

‍

“数据质量必须达到全球制药企业的最高标准才能通过尽职调查。交易破裂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数据本身、CMC,也可能是知识产权。”

‍

企业必须尽早思考监管策略,并构建跨地域适用的数据包。

‍

3. 提早设计交易架构

“具有科学背景的创始人在初期往往较少考虑如何构建交易架构——双方的法律和税务影响。”

‍

王博士的建议是:“要尽早而非延后开始与律师和审计师沟通。这不仅关乎好的产品和好的想法,更关乎执行与沟通。”

‍

本地合作伙伴的角色

‍

王博士强调本地与本地联合的重要性:“要促成NewCo合作交易的达成,本地合作伙伴的作用非常关键。我们的基金参与过多笔NewCo交易,通常都是美国基金与中国基金的联合投资,因为各方都能贡献自己的增值。”

‍

美国投资人担心看不到“水下资产”的开发情况,或对当地生态不熟悉。中国投资人则提供至关重要的本地知识——人脉引荐、尽调支持,以及持续的投后管理。

‍

“对澳大利亚也是同样的道理,”王博士指出,“如果我们要投资澳大利亚,我们一定希望与澳大利亚本地风投合作以弥合差距。”

‍

NewCo架构:何时与为何

对话还谈及NewCo架构——一种日益常见但常被误解的交易结构。

‍

2021-2023年的背景

陈昊解释道:“NewCo架构兴起于中国资产被低估之际。市场虽然下挫,但行业经过多年积累实际比以往更加强大。当时有大量优质资产,却被资本市场低估。”

‍

这为全球合作伙伴创造了独特机会,可以以合理价格获取资产并将其推向全球开发——通常通过离岸NewCo实体来便利投资、监管策略以及最终退出。

‍

未来的灵活性

两位投资人都强调,NewCo只是众多工具中的一种。“未来的路径将根据创始人和投资人的需求,综合NewCo、许可授权和并购,”王博士预测。

‍

具体决策应考量:

• 创始人偏好:是希望保留运营控制权,还是更愿意通过许可获得前期资金?
• 投资人回报要求:哪种架构能为现有股东实现价值最大化?
• 资产特性:该分子是从第一天起就应面向全球开发,还是应在中国先行验证?
• 监管策略:公司是否需要离岸架构以高效推进FDA路径?

‍

“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案,”陈昊强调,“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视角。但归根到底,关键是推进管线以惠及更多全球患者。”

‍

投资环境:2025年的现状

两位投资人均对当前市场状况进行了评估。

‍

资本市场复苏

‍

王博士指出了积极势头:“香港及亚洲的公开市场在市场低迷后确实已经复苏,我们看到了不错的成果出现。”

‍

香港 18A 上市已重启,出现成功的IPO案例。估值已从2021年的高峰回归正常,并稳定在更可持续的水平。机构投资者正重返该板块。

‍

中国投资人在寻找什么

陈昊概述了典型的投资标准:

• 扎实的科学:同类最优或同类首创定位
• 经验丰富的团队:具备国际化经验和业绩纪录的管理层
• 稳健的知识产权:清晰的专利布局,具备可防御的地位
• 清晰的监管策略:对中国及全球路径有周密规划
• 资本效率思维:不仅是出色的科学,还需明智的资源部署

‍

“中国投资人如今更加成熟,”陈昊观察道,“他们不再只是追逐下一个PD-1。他们追求真正的差异化,以及理解从生物科技公司迈向生物制药企业完整旅程的团队。”

‍

澳大利亚生物科技公司应突出什么

王博士建议澳大利亚企业应着重强调:

• 全球认可的数据:澳大利亚临床试验产生的数据获得FDA、EMA认可,且日益获得NMPA认可
• 知识产权质量:在受信任司法管辖区建立起强有力的专利地位
• 治疗领域契合度:聚焦中国临床基础设施强大的领域(肿瘤、代谢疾病、CNS)
• 团队的国际经验:创始人或核心团队成员具有全球药物开发经验
• 清晰的中国战略:不是“也许将来在中国做点什么”,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合作思路

‍

具有机会的治疗领域

投资人重点指出了中国已具备特定优势、澳大利亚企业可能找到合适合作伙伴的具体领域。

‍

细胞与基因治疗

王博士态度明确:“在罕见病的细胞与基因治疗方面,中国确实具备竞争优势。CDE已开展改革,使审批和临床开发更为加速。在某些方面,中国甚至比其他监管机构采取更前瞻的做法。”

‍

IIT(研究者发起的临床试验)机制尤为有力:“如果你开发了一种新模式的细胞与基因治疗,且数据足以说服国内顶级PI主持试验,中国企业便可以在正式IND之前获得人体数据。这相比全球同业企业带来了竞争优势。”

‍

王博士举出一个具体案例:“欧洲生物科技公司ESO Biotech与AstraZeneca的交易,如果ESO没有找到中国合作伙伴在中国开展IIT试验,根本不可能达成。正是那项数据触发了商业开发交易。”

‍

肿瘤学

陈昊指出:“可能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交易集中在肿瘤学领域。肿瘤学将持续成为主要领域,因为我们拥有庞大的患者群体,患者入组也相对更快。”

‍

中国的肿瘤学基础设施——从I期单元到大型III期临床试验网络——堪称世界一流。具备差异化肿瘤学资产的澳大利亚生物科技公司拥有天然的合作机会。

‍

代谢疾病与CNS

‍

“中国正在大量投入的领域有不少,”陈昊观察道,并特别提到代谢疾病和帕金森病,“我们了解到许多中国公司的开发已相当先进——已进入II期、III期临床试验。”

‍

这些领域中国庞大的患者群体和高效的临床基础设施带来了显著优势。

‍

给澳大利亚各方的关键启示

投资人炉边对话为澳大利亚的生物科技企业、研究人员及投资人提供了若干关键洞见:

‍

对生物科技企业:

• 中国生态体系已达到不容忽视的成熟程度
• 战略性参与需要明确目标与合适的合作伙伴
• 质量与执行比单纯速度更重要
• 尽早建立关系会在日后带来回报
• 从第一天起便应思考交易架构与监管策略

‍

对投资人:

• 与中国基金的联合投资有助于改善项目获取与投后支持
• 理解中国格局可形成竞争优势
• 本地与本地联合的模式适合跨境交易
• 在合适场景下,NewCo架构是可行的工具
• 地缘政治顾虑不应阻碍对优质机会的行动

‍

对研究机构:

• 商业合作需要机构层面的成熟度
• 种子前期资金可使衍生企业达到可投资状态
• 与中国的合作可加速技术转化
• 学生与研究人员的交流为未来合作奠定基础
• 在中国创新枢纽的实体存在彰显合作承诺

‍

对政策制定者:

• 清晰的框架可减少不确定性并促成产业行动
• 监管协调举措能够创造价值
• 政府共同投资可撬动私人资本
• 成功案例应得到放大以建立信心
• 中等强国的定位可成为战略优势,而非局限

‍

展望未来

投资人的视角清晰表明:资本是充裕且流动的——但它追随优质科学、强大团队与战略思维。以恰当的成熟度对待中国合作的澳大利亚生物科技企业,可在速度、成本与规模上获得切实的优势。

‍

但正如陈昊和王博士共同强调的,成功的合作不仅需要资本和能力——它还需要信任,而信任来自反复互动、透明沟通以及切实的承诺。

‍

信任作为成功合作基石的主题,构成了闭门圆桌讨论的核心——本系列第四部分将对此展开探讨。

‍

本系列下一篇:第四部分将剖析闭门圆桌讨论,资深领导者就如何建立信任、构建合作架构,以及在澳中生物科技合作中从对话走向具体行动,分享坦诚的见解。

‍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澳中生物创新倡议的信息,请联系波色创投:@boson.vc

‍